对于这场赌斗，陶应是这样看的。
首先，参与赌斗的六个少年人里除了颜然日日熟读诗书之外，其他五个都是纨绔子弟。
其次，根据陈应的观察大家的箭术造诣都不怎么样，除了封胤的情况不明，但是对方应该也不会清楚陶应的实力，只会把他也当作旧日的那个无良纨绔。
再次，对于封胤为何要暗中挑拨起这场赌斗他毫不知情，问过陈应后他也只是说封胤爷爷封计和他爷爷平日里见着时候也不怎么对付，具体如何他也不清楚。
对于第一点，他先在刚才让陈应再加上两个家将形成五打五。
因为若是仅仅六个少年赌斗，别人还能说少年之间玩闹，一旦加上家将了别人看来就不仅仅是少年人之间的玩闹了，而是陈家、陶家、颜家对垒封家和台家。
这样不管封家怎么看，作为郡内吏员的台朔肯定就心有顾忌说不定就让台家兄弟放放水，反正对于台家来说十几万钱那都不是事儿。
就算没有起到心理作用，那增加的两个家将也尤为重要，因为即便陶应对自己的射术有信心，但是对两个队友实在没什么信心。
如果能加上家将，就算陈家和颜家里没有射术很出众的家将，陶家也能派章诳和许耽上场。
这二人的箭术陶应是见识过的，尤其章诳的箭术尤为出色，加上两人后可以更合理的排兵布阵，陶应心里已经在盘算怎么活用田忌赛马之术了。
对于第二点，陶应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办法，只是想好了要将比试往后延一段时间。
章诳射术好、许耽讲解得仔细，两人配合起来算是个不错的箭术教习组合。
陶应这几天跟着两人习射，方法对了加之陶应也颇为刻苦所以虽是初学者但进步却着实不小，他打算将两个队友叫到一起锻炼武技，这本身也就是陶应想做的。
正好封胤提起赌斗箭术这码子事，若是没有这好处，估计当时陶应就一口回绝了，时间是宝贵的，用来小孩子斗气何其愚蠢。
相信通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两名队友的射术也能有很大的提高，虽然陈应的疲赖性子能做到怎样陶应心里也没底，但是颜然本就是个做事认真的脾性，若是能得良师指点，未必不能一日千里。
至于第三点，陶应也没什么辙，毕竟这年头十二三岁少年的行为已经有成年人的影子了，陶应猜测是政治方面的事情，而这不在知识范围之内，只能回家向父亲请教了。
想到向父亲请教，陶应就心里有些不安，按照陶谦的脾气，若是知道自己与人赌斗还不知道会怎么样，不过料想是不会有好脸色看的。
就算没有封胤这档子事，也是瞒不过陶谦的，且不提陶家几个仆役绝没胆子隐瞒这么大的事情，即便仆役们能合住嘴不说，但刚才两队人马在城门口闹出这么大动静，路过的行人和守门的戍卒早就把热闹给看了个遍。
不用多久，城内两大纨绔集团豪赌的事情就会传遍卢县，甚至传遍济北。
所以，陶应决定老老实实向父亲禀报此事，顺便从父亲那边探听一下这件事是否会有什么其他的影响。
既然已经有了定计，便和两人简单说了，吩咐陈应回家后向他父亲请教一下中间的关窍。
别看陈应在人前装腔作势得厉害，一提到他父亲，也立刻耗子遇见猫，吓得直说不敢和父亲说，又怕万一赌输了，输掉这块祖母赐予的这块夔龙珮肯定要吃家法。
直到陶应提醒他此事铁定瞒不住了，而且把想到的几个对策和他细细解说了一番，才让他稍稍定了定心。
和俩人分别后，陶应先不回家，转道往城东行去。卢县县衙虽然也算宽敞，但是后院总共也就几个院子，但人多了也就显得有些拥挤。
按制县令、县丞、县尉三长吏加上主簿、功曹、诸曹掾等少吏都住在官舍里，虽说少吏们不得带家眷，但长吏却可以带家眷上任，三长吏分别住一个小院子，其中最大的自然是县令一家。
若是县令是寻常人家出身，这个院子也就够用了，陶家却是丹阳豪族，妻儿数人加上门客家将仆役数十人确实怎么算都不够住的。
所以县舍里只住些内宅之人，一干门客家将和外宅仆役全部在县衙不远处的城东赁居了个三进的宅院。
陶应要先找专业人士，也就是许耽和章诳商议一下习射和赌斗射术的事情。
赁居的宅院不远，故而没几步路就到了，在此处主事的主要是廖伯和许耽。
进了宅门后，听到消息的廖伯上前见礼，随后就牵了两匹马去刷洗，作为一直和车马打交道的人对马匹自有一股亲切之意，最近几天就是廖伯时常来帮着打理小白龙。
许耽和扈从们住在第二进，陶应阻止了仆役前去通知的念头，径自往里去。
还未入二进就听得几声呼喝从里面传出，陶应还以为扈从们闲得无聊在赌戏，待到进去才发现一众扈从们却在打熬筋骨。
只见院中两侧立着几排兰錡，院中梳着几根柱子，柱子上吊着几个沙袋，空地上放了几个石锁，几个扈从分别在舞刀弄枪踢打沙袋抛举石锁。
许耽着了件短襦胡裤正在院落里舞剑，陶应示意几人不要声张，就站在院门口看了会。
只见许耽的剑术并没有陶应以前从电视里见过的武术表演那样花哨，刺转劈削之间干练果决颇有几分杀伐之气，不愧为陶家扈从之首。
许耽在练完一趟剑后，也看到了陶应，便将铁剑抛给了其他扈从就上前见礼。
陶应示意他叫上章诳一起去堂中坐谈，进了堂屋陶应当仁不让地坐在北方主位，许耽和章诳很自觉地等陶应坐定之后示意他们坐下才各自入座。
这年头极讲上下尊卑之礼，即便陶应还是个孩子，也是陶家的主人，而许耽章诳等家将扈从虽然不是陶家的仆从，只能算作门客一类，也都是依附于陶家而生。
两汉之际门客的地位远远不能同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客相提并论，春秋战国时期养客之风盛行，每一个诸侯国的公族子弟都有着大批的门客，如楚国的春申君、赵国的平原君、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等。
春秋战国时期是有别于秦汉两朝大一统的列国纷争时代，当时各国内内外外的关系错综复杂，而王公贵族们需要众多的人手为其出谋划策、装点门面、处理私事乃至于协理公务、打击政敌、争夺王位。
而无论在什么时代人才都是难得的，“书到用时方恨少”此话改一改变成“人到用时方恨少”也是成立的。
所以当时的达官贵人家纷纷广置宅院，蓄养门客，他们养的一些人中，有的是有具有真才实学，能在关键时刻替主人办事的，但是也有一些是徒有虚名，骗吃骗喝的。
当时的门客来去自由，若是把各达官贵人家比作缺人的公司，这些形形色色的门客就好比流动于公司之间的白领、蓝领，有些甚至还能依靠特殊的本事混成金领。
因而门客的身份又和家奴不同，他们只需要靠真才实学或者忽悠蒙骗被达官贵人看中，平时不需要固定的劳作，不必干杂役，只在主人需要他们办什么事时，才跟他们安排工作。
而由于各国各世家都需要大量门客，所以产生了“贤君择人为佐，贤臣亦择主而辅”这样的双向选择，若是门客对主家给的待遇不满意，随时可以炒老板鱿鱼。
所以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客按照现代的理解就是包吃包住领固定工资加项目奖金的顾问型员工。
不仅仅要给钱还要给足面子，照顾好员工不算有时候还要顺带照顾好员工一家老小，老板要让这些顾问干活有时候还得用一些特别的激励计划等等。
特定的时代催生了特定的人群，那个时代有荆轲、要离、专诸、聂政这样的壮士，也有苏秦、张仪、范雎、蔡泽这样的谋士。
他们有的以三尺青锋舍生取义让天下人知其勇，有的以三寸之舌纵横捭阖让天下人识其智。
不可不谓，春秋战国时期对门客来说是最好的时代，没有之一。
天下分久必合，秦皇一统中原，大汉代秦而起，此时天下大势趋于稳定。
达官贵人们虽然也需要人才来为其服务，但由于头上有中央政府这座沉重大山压制着，朝廷与世家争夺人才资源，鉴于朝廷的权威性、正当性、合法性等等，王公贵族在于中央朝廷争夺资源，包括人才资源上都处于劣势。
有压迫就有反抗，于是秦二世而亡，汉兴之后有吴楚七国之乱，这其中豪族势力、藩王势力在其中起到的作用绝不可轻忽。
然而天下终究要趋于平静，淮南王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人数千人”，编纂出洋洋洒洒六十二卷百多万言《淮南鸿烈》，记录有“贤君择人为佐，贤臣亦择主而辅”这样放之二十一世纪仍然适用的佳句，最终也落得个大逆不道身死国除的结局。
王公贵族、藩王权臣被大力打压，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依附于上的门客们也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失去了流动的活性，失去了生存的土壤。
有心用本事或者忽悠生活的人仍然怀念门客最好的年代，仍然出没在王侯与豪族之家。
但因为豪族们对门客的依仗少了，门客对金钱与物质等等需求却没有变少，渐渐地，门客从、独立存在变为需要仰人鼻息，从游走于朱门之间的贵客沦落为某个豪族的附庸。
如同许耽与章诳这般家中世代为陶家家将，虽无身契约束，但早已经深深依附于陶家之下，与之共荣辱同进退了。
他们与春秋战国时期的门客至少还有一些共通之处，即是青壮者无需劳作，只需勤习武艺，在有用之时为家主效力。
而现在，陶应就到了需要他们出力的时候，听说赌斗射术的事情后，章诳立刻拍手称快放言必胜，而老成持重一些的许耽则思忖了半晌道：“二郎有否将此事禀报家主？家主有何示下？”
陶应点了点头，毕竟陶谦才是陶家的家主，许耽们需要向家主负责而不是陶应，说道：“尚未向父亲大人禀告，先来与两位商议一下章程，毕竟我自己做的事情总要考虑周全了才去请示父亲。”
说罢便将刚才考虑过的几条对策与两人一一分说商议，许耽见陶应心中已有计划，并不是贸贸然便与人斗气约赌，不由得再度高看了这个向来只知玩闹的二郎。
便把他俩所知的台封两家有哪些武艺不错的门客家将一一罗列，按照章诳的说法俱不足道哉。
待到二人答应了帮助陶应等调校弓箭、教练箭术、打探敌情后，陶应就准备回去面对另一场真正的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