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呈祥躺在医院的时候，周pia正带着几个小伙子在饭店“庆贺”。他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张泽发买了水果和营养品前去看望高呈祥。他深表歉意：“高书记，这事都怨我，没有做好你的安全保卫工作。”
高呈祥悻悻地哼了一声，“我看这是有人蓄意制造的暴力事件。当时我被人打，你有没有看到有谁对我下的手？”
“当时漆黑一片，只见人乱哄哄的，根本分辨不清谁是谁。谁能料到突然停电呢？”张泽发作出一副毫不知情的样子。
高呈祥心里老大不痛快，摆摆手，“别说了，回去好好调查一下，看能不能给派出所提供一点线索。”
派出所最终没有查到任何线索。但高呈祥心中有数，这事除了周pia还能有谁。他眼里岂能揉沙子，心想：张泽张泽发已经和我分心了，这样的人绝对不能再用了，一定要找个理由把他给撤了。
说实在的，农村干部很少有人能尽职尽责，只要想找他缺点，随处可见。
1998年年底，县“综治办”对高台村治安工作进行检查。本来这种检查也只是流于形式，他们根本不会深夜到某个村去查岗，而只能在白天到村治安办公室去查看“治安资料”：《例会记录》、《夜间巡逻路线和流动岗哨》、《联防队员花名册》……
这些本来都是务虚的东西，查检时只要材料不缺项就行。可高呈祥自己却较起真来，他看到“花名册”上有两名已故的村民名子——赵智彩、王槐云，于是问张泽发：
“这赵智彩和王槐云人已经死了几年了，这名子怎么还在这花名册上？我问你：这死人还能站岗巡逻吗？”
其实这事他要不指出来，检查人员根本就不知道。这“夜间巡逻、站岗”在他们村根本就没有那么一回事，村里不补助一分钱谁去巡逻、站岗？反正是假的，所以张泽发依然让这两个“死鬼”去“值勤”。现在书记当着检查人员的面戳穿了真相，他以为这是高呈祥有意找茬弄他难看，但为了村里的荣誉着想，只好忍着，于是说道：
“高书记，这是我的错，花名册上虽没有将他两个名子去掉，但实际巡逻中是有队员替补的。”
谁都知道这是假话，谁也没有去揭穿，谁也没有去追究，只要村里中午带去下馆子，管这“闲事”干什么。喝酒的时候，一位检查人员对张泽发说：
“张主任，回去后把那花名册更新一下。”
张泽发以为这事就算是过去了。谁知他还没有来得及更换花名册，却被乡政府以“渎职”为由撤了职。他心中愤愤不平，找乡纪检书记——陈木阳去评理，他说：
“这夜间巡罗、站岗本来就是假的，村里不给我一分钱，我安排谁去？为了这虚头巴脑的工作撤我的职，公平吗？”
陈木阳固然知道这是高呈祥有意报复，但他也只能坚持“丢卒保车”的原则，于是说：
“这工作要务实，但有时也得务虚，如果村里每天夜里都派人去巡逻、站岗这笔开支怎么办？难道还要给老百姓增加负担？所以工作要务虚有时也不是坏事。但这虚中也必须有实，你把死人都派去巡逻、站岗这确实有些说不过去。至于为什么撤你职，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这事说来说去还是自己理亏，他当然心里清楚，这是高呈祥存心报复。从此他对高呈祥怀恨在心。
老一辈结下了冤仇，少一辈的矛盾也在加剧。周pia为了和高澜波较劲，花了二十多万元买了一部“越野”，这比高澜波那十来万的“雪地龙”要强多了。
高澜波对他又嫉又恨，张懿彤的离去，父亲被黑打，让他从中吸吮的只有仇恨，善良与包容已被死死地关进笼子里。他要报复他，整垮他，让他感到末日来临。他找到供电站站长梁加龙，对他说：
“周pia这小子实在太可恨了，我真想带人把他厂子给砸了，可那必竟是违法的啊。我没办法，只好请你帮帮忙。”
“我能帮你什么忙？”梁站长用不屑的目光看着他，说，“我更不能带人去砸人家厂子啊。”
“你可以找个理由停他电啊。”他怂恿道。
……
打那以后，梁加龙以维修线路为名，经常让周pia厂里停电，弄得他三天两头停产，把他搞得焦头烂额。
1999年3月28号，他正在生产，“隆隆”的机器声戛然而止。他往变压器那边一看，只见一个人手拿“绝缘杆”站在变压器下。他认识，那是大杨村农电工孙守杰，于是走过去问道：
“孙师父，今天怎么又停电啊？”
孙守杰一脸无奈，“我也没办法，站长说你这‘下线’老化，生产存在隐患，叫你停产整改。这是《整改通知书》。”
周pia接过“通知书”，看着上面盖着象征权利的鲜红印章，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顿时傻了眼。只好停产整改：换了电线、电闸……
几天以后，孙守杰又来停电。周pia问：“我整改过了，你们怎么还停电呢？”
“站长说你们生产有粉尘，让你上除尘设备。”他一脸为难之色，说，“我也不想停你电，没办法啊。”
周pia想：这是环保局的事，供电站怎么也管上了？公路边上那些打花生（花生脱壳）的，灰尘弥漫，行人连路都看不清。去年有个骑摩托车的因看不清路，车子撞到路边石头上，人被摔地住了院，也没有一家停产整改，他们都没上除尘设备却让我上，这不明显是在整我吗？我得找孙守杰问问清楚。于是他邀请道：
“孙师父，今晚别走了，反正今天停电也没事，我们兄弟两喝两杯。”
他面有愧色，“本来停你电就对不起你，哪能还好意思再讨饶你？”
“这事又不怨你，你只是个跑腿的，别客气，走吧。”周pia诚恳地说。
他们在桥头一家饭店里，喝完了一瓶白酒以后，便聊了起来。
“孙师傅，真的不好意思，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他非常亲睦地说，“这环保问题也不该你们供电站管啊？何况那些打花生都不上‘除尘’，为什么让我上？”
俗话说：“吃人家的嘴软”，孙守杰对他道出了实情：“梁站长和高澜波是把兄第，是他从中捣的鬼。”
……
周pia让张懿彤写了个“状子”，到乡纪检书记陈木阳那儿去告梁站长滥用职权，损害民营企业利益。
这一状告得还真管用，打那以后再也没有人来停电了。
通过这件事，他了解到一个事实：当官的也怕告。从此，他的腰杆便直了起来，再也不惧怕高澜波父子。
1999年5月13号早晨，高澜波开着一辆刚买的“丰田”横在他厂子大门口，有意挡住进出车辆。周pia只好硬着头皮走上前，掏出一包“红黄山”，一边敬烟，一边恭维道：
“哦！刚买的？还是这车漂亮啊。”
高澜波压根儿不愿意去看他，脸上流露的尽是轻蔑，掏出一包“小苏”，从中抽出一只，叨在嘴角，胳膊搭在车窗上，用打火机点燃，优雅的喷了一口傲慢的烟雾，像是在自言自语：
“不是买的，还能是偷的？比你那破越野怎么样？”
高澜波的傲慢，让他的心灵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再也无法宽容与平淡——我又不欠你的，干吗忍着？于是拉下脸来说：“请你把车挪一挪，我要出车。”
“这儿不能停车吗？”高澜波血液中的仇恨已经饱和，就想找茬，倨傲不恭地说，“我车子是停在马路边，又不是你家门口，你叫我动我就动？我为什么要听你的？”
他的愤怒终于被他的傲慢引发，并迅速强壮起来，像大海一样在咆哮，“这不是俺家门口，它是我厂子门口，你妨碍我出车！请你马上离开！”
高澜波执着的仇恨已将道德与美好淡泊、消解，故意制造不和谐，冷冷地“哼”了一声，撇了撇嘴说：“呦嗬，口气不小，还让我马上离开？你以为你是谁的啊？我就停这儿，你能把我怎么样？”
“你别仗势欺人！兔子急了这咬人呢？”周pia脸色骤然大变，鼻翼由于内心激愤而僨张。
“今天我就仗势欺人了，有本事你去告啊！”高澜波一副有持无恐、蛮横无理的样子。
“你以为我不敢告？我不相信天底下当官的都是你家亲戚？”他眼中喷着愤怒烈火，瞬间，眼球被“烤”得通红。
“那你快去告啊。你要能告赢，我请你酒！”瞧！他嚣张地简直没谱！
心胸被愤怒填满，周pia再也无法冷静，要用暴力直接来化解仇恨，拿来一把铁锤就要碰车。围观的群众，有的阻止周pia，有的去劝高澜波。
高澜波启动了车子，将头伸到车窗外大声说：“小pia子！周旗杆！有本事去告吧！老子不怕！”
……
他和高澜波当众撕破了脸皮，实在是骑虎难下，脑子里、心里、肠子里……都积聚着满满的仇恨，当天晚上就对岳父说：
“高澜波这小子太欺负人了，一大早就开车堵我厂门。我说他仗势欺人，他却说：‘我就仗势欺人了，有本事你就去告，你要能告赢，我请你酒。’你说这话噎人不噎人？我想去告高呈祥”
张泽发本来就对高呈祥一肚子意见。他要把两个人的战争、家庭战争引发为全体村民的战争，让高呈祥父子成为这场战争的牺牲品，见女婿要告，便煽动道：
“告就告吧，反正我这个治保主任也不干了，没什么顾虑。不过我毕竟在村里干过，不能牵这个头，这刚下台就去告人家有些说不过去。你一个人去告也力单势薄，最好能串联四、五个人一起去告。”
“我找谁啊？人说‘出头的椽子先烂掉’。谁愿出这个头啊？”他感到无能为力，周身像是被黑色气体所包围，没有一丝灵光。
岳父为他出谋献策：“这当然要找那些对高呈祥有意见的人了。比如：张庆兰，他被高呈祥带人打过。还有张泽况，高呈祥曾牵过他家牛，他家那头犍牛当时能卖4000多块钱，可高呈祥却2000块钱卖给人杀了，为这事他恼的差点上了吊。你再去找张怀平，他这个人只要能给他几杯酒喝，什么事都能干出来。还有‘炮筒子’张立山，他早就想告高呈祥了，你先去串通、串通，看他们愿不愿干？”
周pia的心陡然敞亮起来——他要发动群众和他父子进行一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他首先找到了张怀平，对他说：
“怀平哥，你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你敢不敢和我一起去告高呈祥？”
张怀平听说要告高呈祥，目光炯炯，满面红光，“那有什么不敢的？我早就想告他，我找他几次给我办‘五保’他都不给我办。只要有人领头，我就去告。”
“我回家去买菜。”他对他说，“你去找张庆兰、张立山、张泽况，叫他三个今晚到俺家喝酒，我们商量一下告高呈祥的事。”
张怀平听说有酒喝，脸上连同皱纹的沟沟也泛起淡淡的红光，高兴地说：“你去家弄菜去吧，这事就交给我了。”
……
这五人一见面却都傻了眼，他们却没有一个能写材料的。
张庆兰突然想到他儿子张小虎的师父赵之信，他可是他们村文武双全的人物，于是建议让赵之信来帮助他们整理上访材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