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美云那天抵达北京以后并没回家, 而是按照记忆里的位置,找去了大姐在太平里胡同的住处。
北京的夏天依旧炎热,太阳明晃晃地高悬在天上。
她提着行李, 满头大汗地来到四合院门口时, 听到了院儿里的笑语喧阗。
姐姐家的小屋外还摆了两桌席面。
这种异乎寻常的热闹, 让她谨慎地收回了迈进大门的脚步。
她离开北京之前的那几年,对海外关系排查得很严, 她不想给姐姐姐夫惹麻烦, 便像个寻常路人一般,转去了胡同拐角,竖着耳朵听院子里的动静。
好像是姐姐的儿子考上了大学,街坊们都在恭维她教子有方。
姐姐则高声大嗓地跟街坊们聊天,说着“都是孩子自己努力”之类的客套话。
话语里的喜悦, 连她这个站在墙外的人都能感受得到。
她那天在胡同里徘徊了一个多钟头,原打算等酒席结束后请个陌生人进去帮忙喊人。
然后姐妹俩偷偷在外面见上一面。
可她却在胡同里撞见了从酒席上提前离开的狄家老二。
从狄老二那里,郭美云终于得到了确切消息,考上大学的是姐姐家的老五, 也就是她拼死生下的胖胖。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她心里既骄傲又失落。
她敢再次踏上这片土地,甚至还敢约姐姐见面, 是因为她找到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
国内的教育资源有限,早在她去港岛前,高考就停止了。
若是胖胖不能在国内接受良好的教育,她可以带胖胖出国!
可是,孩子凭着自己的本事考上了大学, 她就再没理由将孩子带走了。
狄二哥向她介绍了老狄家这些年的情况,姐夫去世了, 姐姐一个人拉扯六个孩子。
胖胖是举全家之力供出来的大学生。
有了这个大学生,老狄家翻身就指日可待了。
这番话,郭美云是相信的。
她当年是全公社唯一的大学生,十里八乡的乡亲们提起她时,没有不竖大拇指的。
她爸就是个种地的农民,她妈从事的工作被很多人称为下九流。
可是,她成为大学生以后,就是准国家干部或科学家。
这让她爸妈在公社里得到了生产队长的同等待遇。
村里要是有什么最新决议,队长也会跑来征询她家的意见。
一个大学生能为一个家庭,甚至一个家族带来什么,郭美云再清楚不过了。
西方媒体很少报道内地的情况,即便有,也多是负面的。
就像这次的里昂国际博览会,虽然有个北京馆,但除了人民日报法语版进行了报道,其他本地报纸上都看不到北京代表团的影子。
内地改革开放的消息,是她偶然从一个公费留学生那里听来的。
按照他的说法,内地改革开放四年了,有些华侨可以在沿海地区投资。
当时没有计算机,没有互联网,西方报纸又对改革开放三缄其口,她能收集到的消息都是同胞之间口口相传的。
所以,当狄二哥说,她的存在会影响胖胖的大学录取结果时,她心里既惊惧又怀疑。
不是已经放开了吗?
还欢迎华侨回国投资,那在录取大学生的时候为什么还要忌讳海外关系?
狄二哥给出的理由是,“政策反反复复的,谁说得准呢!”
她那天没能跟姐姐见面,回到酒店就找来各种报纸翻看。
还操着一口京腔,往录取胖胖的那所大学打了电话,询问他们录取学生时,是否会有政审。
然后,她就得到了肯定的答案。
那所学校是部委直属高校,毕业生会充实到外贸战线和外交战线,重要性可想而知。
她如果一意孤行上门相认,很可能会影响孩子的前途。
而且她那时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新闻,有人在家里组织私人舞会,跳摇摆舞,在严打时被判流氓罪,枪毙了。
这则新闻让她彻底相信了狄二哥的话。
那年她在北京呆了一个礼拜。
回村里远远眺望了自家的红砖房,瞧见了劳作的父母和乡亲们。
还避开村民跑去坟场,找到了自己的坟头。
亲眼见到坟头的那一刻,她才真切地意识到,郭美云在这里已经彻底消失了。
她无家可归。
此外,她更多的时间是在胡同里游荡,偶尔能见到大姐家的几个孩子。
有一次还远远看见了少年模样的胖胖,穿着跨栏背心,骑着一辆破旧的三轮车,车斗里坐着郭美凤。
两人像是刚从菜市场回来的,大姐一手举着半瓶汽水递到前面,让胖胖吸一口,另一只手上拿着一把大蒲扇,呼呼地冲着胖胖汗湿的后背扇风。
这一幕让郭美云脸上火辣辣的。
她感觉自己像个小偷。
大姐给小树浇水施肥,而她却赶在收获的季节,回来摘果子了。
郭美凤将她脸上的羞愧神色尽收眼底,放轻声音问:“狄老二真的没跟你要钱?”
半路遇到这么一只大肥羊,要是不宰上一顿,就不是狄老二了。
“我那天刚回国,身上只有跟出租车司机换来的300块。”郭美云摇摇头说,“我俩当年都是姐夫家的常客,他又是孩子的亲叔叔,他开口一次,我不好折了姐夫的面子,就把那300块全给了他。”
郭美凤不太相信地问:“真的只给了三百块?”
放在十多年前,300块相当于一年的工资,也不算少了。
难怪狄老二很长时间不上她家的门,也没透露美云的消息呢,原来是从她妹妹这里占到便宜了。
郭美云颔首说:“真的只给了三百。我当时跟出租车司机打听了汇率,我手头的外币只勉强能换两万人民币,我想把这笔钱留给家里,所以并没给他外币。”
“你给家里留钱了?”郭美凤疑惑地问。
郭美云顿住擦眼泪的动作,愣道:“姐,你没收到钱吗?”
“没有啊。”
姐妹俩同时停下动作,面面相觑。
郭美凤急了,拉着她问:“多少钱?你把钱给谁了?不会是让狄老二转交的吧?你怎么又犯傻呀!那么多钱怎么能随便给外人呢?”
狄老二那种人,只要钱落在了他手里,那就直接变成他的了!
郭美云见不得姐姐着急,连忙否认说:“我没给他,那天离开太平里胡同以后,我就没再见过他。”
她当时把自己的全副身家都带在身上了,刨去返程的机票和日常开销,全都换成了人民币。
国内的外币管制很严格,换那么多人民币需要提前预约。
她等不了那么久,就在黑市分几次换了两万块,将钱汇给了姐姐。
只要不是外币,就牵扯不到什么海外关系。
听说有两万块,郭美凤脑袋里嗡嗡的。
她其实对两万块这事有印象。
当年邮差给了她一张汇款单,说是有她的汇款,整整两万块,让她拿着介绍信、汇款单和户口本去邮局取钱。
两万块在当时绝对是巨额汇款了,老狄家和老郭家都没有有钱亲戚。
她让老大陪着去了一趟邮局,结果汇款人那一栏写的名字是“王少芬”,汇出地点在北京。
她就怀疑是有人汇错了钱。
那个年代取款也是要被盘问的,尤其是这么大一笔钱。
她跟汇款人的关系,汇款用途出处,都要解释清楚。
郭美凤一问三不知,而且她自己也不相信这钱是给她的,也就没能将这笔钱取出来。
万一冒名拿了别人的钱,没准儿是要判刑的。
老五当时已经考上了大学,她当然不能冒这个风险。
当年那两万块的事,让老狄家热闹了很久,这可是天降横财啊!
可惜他们胆子太小,没抓住机会!
郭美凤望着妹妹,痛心道:“你汇了那么大一笔钱,怎么不用自己的名字?我要是看到了你的名字,拼了命也得想办法将钱取出来啊。”
郭美云沉默着没说话。
她在国内是没有身份的人,她回国的那年,无论做什么都要有介绍信。
没有介绍信,就只能用她在国外的证件。
郭美凤问:“你出国以后改名了吗?王少芬是你现在的名字?”
“嗯。”
“用自己的名字不行吗?怎么连姓也改了?”郭美凤嘀咕道,“要是被咱爸知道了,肯定得收拾你一顿。”
“他不会在意的。”
当年的很多事情郭美云都记不清了,但离开北京时,爸爸对她说的话,她记忆犹新。
迈出这一步,你就不再是郭家人了。
以后是生是死都与郭家无关,哪怕你有一天发达了,我也不会吃你的一口米。
走了就再也别回来,我只当没有你这个女儿。
郭美凤听了她的转述,神色也有些伤感。
父母对两个女儿的教养完全不同,她从小跟着母亲学戏,练功不到家时,挨打挨骂是家常便饭。
老爷子这番话如果是对她说的,她只会左耳进右耳出,不痛不痒。
可是美云从小优秀到大,跟着哥哥一起上学,成绩比哥哥还好。
全家人都没对这个最小的孩子动过一根手指头,等她考上大学以后,更是连重话都没说过一句。
美云前二十年的人生顺风顺水,却在资本家少爷那里翻了船。
王家举家搬迁,她落得个未婚生子的下场。
美云身上发生的一系列变故,也让家人跟着她提心吊胆,生怕暴露她挺起的肚子后,被人扣上一顶破鞋的帽子拉出去游街。
那一年,全家人都很煎熬。
郭美凤觉得那番话是老爷子在极度压抑的环境下,发泄情绪的话。
可是,郭美云却不这么想,她当年让父母蒙羞了,那也许就是父母的真心话。
她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考试要考第一名,谈朋友要谈最优秀的。
爸爸送她离开的那天晚上,那副失望痛心的表情,让她这辈子都不想再回忆了。
然而,很多事情都是越逃避,越频频出现。
她无数次在梦里梦见离开北京时的情景,父亲失望的表情已经深深刻在了她心里。
所以,她那年回国,可以去面对姐姐,却没有勇气面对父母,她太怕让父母失望了。
郭美凤了解这个妹妹外柔内刚的性子,只是拉着她的手嘟哝,“名字能不能改回来啊?怎么就改名字了呢!”
“我找机会试试吧。”
郭美云默默在心里叹口气,独自在异乡生活并不容易,很多事情都是无可奈何的选择。
当年她一意孤行,托着病体去了港岛,本打算找到王政安以后,让他想办法把胖胖接出来,让他们一家团聚。
结果,她找上门时,却发现王政安违背他们的三年之约,早已另娶他人。
以她从小到大受到的教育,她是绝不可能破坏他人家庭,或是给人做小老婆的。
所以,她当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离开,甚至没跟王政安见面。
见面又能说什么呢?让他离婚来娶自己吗?
她那段时间缩在小旅馆里,独自想了很多,想她这两年的经历,想她未来要如何生活。
有时想着想着就会不知不觉地流眼泪。
为了家人的安全,老家肯定不能回了。
无论她是否愿意,就像她父亲说的,是生是死都与郭家无关,她不能再让家人替她承担了。
那么她就只能耐下性子,在港岛重新开始,好好生活。
她身上还有五根金条,但一个女人只身在外,出门换钱很容易被人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