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四人帮”在历史的长河中烟消云散，我国历史开始了伟大转折，农村基层领导也要求组建“四化班子”。在这历史转折的紧要关头，杨文有把一字不识的孙学启推上了大队书记的宝座。于是他就成为大杨村的第二代的“白丁书记”，和这个“改革开放”的伟大新时代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
孙学启不识字，但却知道文化的重要性，所以在组建班子时他却特别重视班子成员文化素质。他们村班子“五大员”除了他，最低文化程度是初中毕业。村长：杨琨，29岁，高中毕业；文书：梁飞，38岁，初中毕业；民兵营长：尹兴业，51岁，初中文化；妇联主任（计划生育工作专干）：郑丽，25岁，高中毕业。
孙学启没文化，工作方法谈不上精细。在他的执政期间村域经济发展虽然相对滞后，但无论上级布置下来什么任务，他从来不拖拖拉拉，说干就干，从不落后。他的工作方法，用老百姓话来说就是：“软硬‘刁’憨精，真假忽悠蒙。”
他虽然不识字，不会讲什么大道理，但他说的那些“小道理”往往更能打动人心，让你折服，让你甘心情愿配合他工作。
那年头土地已承包到户，农业生产用不着村干部操心。村里的主要工作就是“三大件”：“要钱、要粮、要命（计划生育）”。
他对村民实行“软化”政策，靠说服让村民心服口服配合工作。但也有个别群众是欺软怕硬的，这就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牵猪、牵羊，扒房、扒粮。但他“强中有情”，他虽然牵了老百姓的牲畜，搬了老百姓的东西，但不出售，因为他知道老百姓不容易，只要交了钱，还可以把牲畜牵回家，把东西拿回家，让他们不受经济损失。扒老百姓的房子，也都是象征性的——让人上房拆了几片瓦，吓唬一下就算了，而不是像其他村那样用推土机把房子推倒。他深知农民不容易，攒了半辈子钱才能盖起三间房子。
他父亲就是被乔委员用高压手段致死的，所以他对当时地方实行的一些高压政策很排斥。他从来不打骂群众，不在群众面前吹胡子瞪眼，和老百姓平起平坐，很受群众尊重与拥戴。
为了减少和群众发生正面冲突，当每年征购任务下来后，他就在广播里“忽悠”：今天说某个庄子已完成50%，而实际上只完成30%；明天又说某个庄子已完成80%，而实际上只完成50%。有意给干部、群众造成心理压力，让你卯足劲去工作。
当然工作光靠耍嘴皮是不行的，有时候必须要采取一些有效的办法。
1992年，征购任务刚下来，老天爷就下起雨来，一下就是半个多月。空气中透着氤氲与湿冷，地面到处都是泥泞与水坑。天晴以后，群众为了防止粮食霉变和上缴征购任务，都赶紧轧场晒粮。
那时候农村没有砂石路，更没有水泥路，雨后道路难以出行。粮食晒干后，孙学启便让各家各户用牛拉着板车去交粮。
农民交“公粮”非常辛苦、艰难，司磅员对粮食的检验很严格，潮一点、杂一点都不行。司磅员手里拿着“粮钎子”，钎出来的粮食用牙咬，“咯嘣”响才行，潮了得晒，有杂质就得过筛子。所以农民交公粮最怕钎口袋，司磅员一口袋、一口袋的钎，钎子扎在口袋上像扎他们的心。钎出来的粮食除了几粒用来检验，其余全部倒在铁桶里，半天可倒一铁桶。一个收购季节下来，每个司磅员可侵吞农民几千斤小麦。司磅员是“上帝”，粮食能不能过关全他说了算，农民敢怒不敢言。为了求得他们高抬贵手，村干部还得请他们下饭店。
由于怕耽误了农活，所以大伙都非常着急，争先恐后抢磅过秤。有的因为劳力弱，抢不到电筛子和磅秤，交一次“公粮”需要花费几天时间。
为了解决群众“交粮难”，促进卖粮进度，孙学启特地选出八个年青力壮的小伙子帮助村民交粮。为了让大伙不抢磅、不拥挤，村干部按着大家进站先后编号排队，到了过磅的时候有人专门卸车上磅、卸磅进仓。整个卖粮过程有条不紊，进展非常顺利，仅三天时间就完成征购任务70%。
别的庄子都在涌跃卖粮，只有小刘庄村民晒好了粮食却没有交，无论村干部怎么动员，大伙就是不去卖粮。理由是他们庄离公路太远，车子出不来，要求修过路再卖粮。
为了让群众尽快卖粮，孙学启便亲自到小刘庄召开了群众会议。
由于群众不想“交公粮”，所以大伙迟迟不去开会，村干部只好一家一家去“请”。两个多小时以后，人总算都到了，就差他的表哥“刘大喇叭”家没来人。
他非常生气，正要派人去喊，就见表嫂“韩大傻子”右手拿着饼，左手拿着葱，一边吃，一边大摇大摆向会场走来。孙学启见她不慌不忙的样子，气得满面通红，睁大双目瞪着表嫂，怒声说道：
“你饿死了吗？这才几点就吃上了？看你那不紧不慢的熊样，跩地跟母鸭子似的！别人早已都到了，你怎么到现在才来？”
“韩大傻子”见表弟发火，并没有生气，而是冒出一股“傻气”——她不苟言笑，一本正经地说：“这事不能赖我，只怨你表哥，他刚爬起身，我提上裤子就来了。”
众人哄然狂笑，真可谓笑破了肚子，笑掉了大牙。
孙学启的怒气顿时风流云散，一只手捂着脸，强制笑容从脸上隐退，另一只手指向表嫂，“我说你什么好呢？整天傻里傻气的。”既而双手向众人招了招，朗声说道：
“大家静一静，现在天不早了，我们开会！”
会上，他没有什连篇累牍的说教，而是要言不烦对大伙说：
“全村征购任务已完成70%以上，就差你们小刘庄没交。俗话说‘要想安，先交官’，你们一天不把公粮交了，我一天不会让你们安生。你们打听、打听，从古至今，有哪一朝，哪一代，种地不交皇粮的？你们不交粮食，那些乡长吃什么？局长吃什么？县长吃什么？还有那百万大军吃什么？所以这公粮就是皇粮！是军粮！没有粮食，人民解放军吃不饱肚子，怎么能看好国家大门，我们怎能过上安生日子？所以这公粮是任何人也滑不掉的！你们不交，**不愿意，人民不愿意！有人说，今年没收到。请问，太阳没打你家门前过吗？”
这时一个70多岁的老农，脸上沟壑纵横，流淌着岁月的沧桑，哆嗦双唇，胡子一颤一颤地说：“孙书记，不是俺们不想交，俺庄离公路太远，车子出不去啊。”
孙学启见他这么大年龄，没好发脾气，态度和蔼地说：“你老人家说的这不是理由，其他庄也没有家家门前通公路啊，人家能交，你们为什么不能交？人拉不动，可以用牛啊。”
那老农说：“你看那路被你们几个庄车轧的，到处都是翻花辙，车子实在没法走啊。”
孙学启的语调依然很平静：“现在出不去，早先出不去吗？你们不是说出不去吗？现在我也不让你们出去了，就在你们庄上支磅收，这样总该能卖粮食了吧”
孙学启只说让群众卖粮，却没有说给群众修路。所以有的群众就提出来先修路，后卖粮。
他只好忽悠：“你到城里去买东西，有先把东西拿回家然后再去付钱的吗？你们只有先把粮食卖了，乡里有了钱才能给你们修路啊。”
在庄子上“交公粮”在当时是个新鲜事，也只有他孙学启想得出。但必须经过大伙同意才能放心支磅，所以他一个一个地征求大家意见。
“韩大傻子”觉得今天来晚了，对不住表弟，应该支持他工作才对，所以首先举手表示同意。随后有一部分群众也举了手。当问到“刘耷拉”时，他却说：
“俺家的地都种西瓜了，就种一亩多小麦，去掉种子，还不够一家六口人的口粮呢，哪有小麦交公粮？”
郑丽笑着说：“我看你家真的断炊了，以前‘小鸡’上锅台，现在饿地跑到门外来了。”
“刘耷拉”羞得面红耳赤，忙说：“你婶子，别说了，给老哥留点面子吧。我给钱还不行吗？”
他的态度转变之快，实在令众人匪夷所思。其中原由只有郑丽最清楚。
“刘耷拉”名叫刘常发。“刘耷拉”是人们近几年来才叫开的，这事说来令人捧腹开怀。
刘常发和儿子分家后，便在自己承包的鱼塘边上盖了两间小屋，和老伴一起守着鱼塘。由于离村子较远，这儿很少有人来窜门。暑天，他常常在太阳落山后到鱼塘泡澡，泡完后光着屁股和老伴一起吃晚饭。
不巧有天吃晚饭时，他侄媳妇到他家来找面头（含酵母菌面团），恰巧看到他光着屁股去盛饭，于是转过脸调侃道：“俺大爷，你也不怕小j耷拉锅台上。”
由此“刘耷拉”便在庄子上叫开了。连他老伴也跟着大伙一起叫。打那以后，他再也不敢光着屁股吃晚饭了。
更不巧的是，他今天打农药时被药液弄湿了衣服，为了避免中毒，便脱去衣服让老伴洗，又光着屁股跳到鱼塘里泡泡。洗泡完毕，见四处没人，便钻到屋子里坐在凳子上凉身。他怕再次“曝光”，忙对老伴说：
“快点给我找衣服。”
老伴嘻嘻哈哈说笑道：“怕什么？没人看到你‘耷拉’。我给你看着，晾干了再穿。”
话刚落音，只见郑丽走了过来，她忙喊道：“耷拉！，耷拉！快点！”
刘常发不知老伴在外面发生了什么事，忙向门外跑去，差点和郑丽撞了满怀，羞得双手捂住屁股就往屋里跑。
郑丽骂道：“老不死的，真不要脸！怎么又‘耷拉’了？还不快穿衣服到后边开会去！”
所以，当郑丽说到“小鸡”“饿地跑到门外来了”，刘常发满面羞愧，求她别说了，当场交了钱。
后面的群众见“刘耷拉”交了钱，便都同意在庄子上支磅交粮。
……
庄子上支好了磅秤，孙学启让村组干部带着那八个年青人挨门逐户地帮村民灌口袋、装车、过磅。就这样，仅用两天的时间小刘庄就完成了任务。
有了小刘庄这一次征粮经验，以后每年的征购工作开始时，他都让收购人员到庄子上收购小麦。
由于粮站收购粮食质量要求较高，所以村民都情愿便宜一点把粮食卖给个体户。为了尽早完成征购任务，他让收购人员先预付资金抵交征购任务，然后再让群众给他们粮食。因此他们村年年都率先完成任务，每年都能拿到5000至一万元的奖金。用他的话说这就是“先来的吃块肉，后来的啃骨头。”
孙学启虽然没有文化，但他对事物观察细致入微。有人说他会蒙，可他蒙是有一定事实依据的。
在一次“计划生育”清查中，他和几名村组干部走到小刘庄村民刘丙青家门前停住了脚步。他说：“刘丙青外逃回来了，并且孩子也生过了。”
郑丽见院墙大门紧锁，便疑惑地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用手往那屋顶一指，说道：“那屋上原来被拆掉一些瓦，现在全补上了，还有，这院子里还晒着小孩尿布，人肯定在家。”
他们撬开院墙大门，来到后屋门口，房门却被上了插栓。
“刘丙青，开门！”郑丽一连喊了几声都没人答应。她知道屋里一定有人，于是大声说道：
“刘丙青！我知道你在屋里，再不开门我们可要砸门了！”
刘丙青听说要砸门，这才把门打开。
他神情拘谨，一脸尴尬，说道：“我们两刚到家还不到一个星期，为了封锁消息，连女儿都没敢告诉。外面生孩子、做月子开支都比较大，所以我们才回家来。要是生个男孩，就结扎，安心在家种地。谁知却又生个女孩，准备过几天把孩子送人，然后到外面接着生，不料今天却让你们抓个正着。”
郑丽对他们重男轻女的思想进行了批评教育，并向他宣传了国家有关计划生育“双女户的优抚政策”。不管他们思想通不通，孙学启给乡计生办打了电话，让他们开车把他老婆带去做了结扎，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彻底断了生孩子的念想。
有一次孙学启带着“计划生育小分队”去一个“超生户”家征收“抚育费（罚款）”，这家人早有思想准备，他们空室清野，坐以等待。他家既没有粮食、家具，也没有牲畜、家禽。
大伙见他家屋里屋外空无一物便准备撤退。孙学启说道：“慢，他家还有一头犍牛可以抵罚款。”大伙认为他又是在“瞎蒙”。
“孙书记，你真会开玩笑，俺家牛早已卖了。”女主任一边说，一边给大家看座。
孙学启装模作样，煞有其事说道：“不对，我听人说你家昨天夜晚还喂牛呢。”
“那是别人跟你瞎说的，你也信？”女主人陪着笑脸说。
他对随行的“小分队”人员说：“你们到处找找看。”
结果在他们家屋后那个假草垛子中发现了牛和粮食。在事实面前，女主人乖乖地交了钱。
事后他们问孙学启：“孙书记，你怎么知道他家有头犍牛呢？”
“这很简单，公牛尿尿湿前边，母牛尿尿湿后边。”孙学启嘴角露出一丝浅笑，得意洋洋地说，“我看到她家牛槽前边有牛尿印，并且还很湿，所以断定她家有头犍牛。”
……
让超生户交了罚款还不行，要想让计划生育工作达标，有些超生的孩子就不能上报。出生人口不上报，就属于“漏报”，要是被上级查出来，村长、书记就得被撤职，乡长、书记就得“进笼子”（三年不调动，三年不提级）。所以，上级来检查，就必须把这些未上报的超生儿（“小黑孩”）赶出村外或隐藏起来。
有一次市里下来检查计划生育工作，孙学启让一个“小黑孩”的母亲把“小黑孩”带到村外藏起来。她带着孩子来到邻村她的娘家，结果被市检查组查了出来。由于当时计划生育政策实行“属地管理”——只要在哪个地方查到“小黑孩”，就得处理属地干部。结果这个邻村的书记和村长被撤职，乡长、书记进了“笼子”，而他却安然无恙，在年终计划生育工作评比中依然拿到五千元的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