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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4月20日，最后一场法庭辩论在比勒陀利亚正义广场法庭开始。听众席上挤得满满的，群众的情绪非常激动，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我们支持我们的领袖！”警察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围了法庭，他们仔细地观察着群众的一举一动。
辩方以曼德拉在被告席上的长篇演说开场，这场演说他已经准备了好几天了。曼德拉决定效仿叛国罪审判时的方式，在审判最后作一次演说，以重申自己的政治理想。由于抱了必死之心，这篇演说词几乎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政治遗言：
我是第一被告纳尔逊·曼德拉。
我持有文学学士学位，曾经和合伙人奥利弗·坦博在约翰内斯堡开办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并从事律师职业长达20年之久。现在，我已经是一名被法庭审判的罪犯，刑期5年，罪名是煽动1961年5月的非洲工人罢工和未持有效旅行证件出国。
首先，我想说，起初当局认为南非的斗争是国外势力或共产主义者的影响导致的，这是完全错误的。我以非洲人国民大会领导人的身份采取的种种行动，是基于我对自由的向往，而不是任何局外人的言论。
小的时候，我常常在家乡听部族的长老们讲述以前的故事，有些故事讲述的是我们的祖先如何保家卫国的事迹。从那时候起，我便希望我这一生能有机会服务于我的人民，为他们的自由和平等而贡献出我全部的力量。
其次，我必须详细地跟法庭谈谈有关暴力的问题。法庭现在所掌握的资料，有些是真实的，有些并不真实。是的，我承认我策划过破坏活动，但这并不是因为我喜欢暴力，更不是因为我鲁莽轻率。我的人民已经被白人奴役、压迫了很多年，我策划这一系列破坏活动，就是为了把我的人民从苦海中解救出来。
我承认，我是“民族之矛”的创始者之一，在1962年8月被捕之前，我一直是“民族之矛”的最高领导人。
在接下来的陈辞中，我将纠正检方的某些错误。首先，我想证明，证据中提到的一些行动并不是“民族之矛”策划的。我还会谈到非洲人国民大会与“民族之矛”的关系，以及我在这两个机构中所扮演的角色。要解释清楚这些，我必须先解释一下“民族之矛”的创立目标；为了达成这些目标我们打算采取什么方法；以及为什么选择这些方法。
我已经说过，我是“民族之矛”的创立者之一。我们创立这个组织，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我们相信，由于当局日益严峻的政策，非洲民众已经到了非采取暴力行动不可的地步，除非当局愿意疏导和控制民众的情绪，否则就很有可能爆发恐怖主义事件，并有可能引发战争。
其次，我觉得，除了暴力行动，非洲人已经没有其他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权利。表达反对意见的所有合法途径，都被当局关闭。我们眼下只有两种选择：要么选择永远接受奴役和压迫，要么选择藐视和对抗政府。我们选择了后者。在一开始，我们选择了避免暴力的“违法”方式，后来，这种方式被禁止了，政府动用武力镇压反对意见。于是，我们不得不采用暴力对抗暴力。
但是，我们所采取的暴力，并不是你们所说的“恐怖主义”。创立“民族之矛”的人员，都是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会员，背后有非洲人国民大会以非暴力的谈判方式解决政治争端的悠久传统。
接下来，希望来谈一谈非洲人国民大会。
非洲人国民大会成立于1912年，目的是保护当地的黑人不受白人当局的侵害。当时，《联邦法案》已经严重侵犯了南非黑人的利益，而《原住民管理法案》则在此基础上有变本加厉。
在1949年前，非洲人国民大会一直坚定不移地主张用非暴力来解决问题，但是，各届白人政府对此无动于衷，黑人的权利不增反减。我们的领导人鲁图利酋长，于1952年当选为非洲人国民大会的主席，并在1962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他曾这样说道：“谁会否认，我30年的生命中一直在徒劳地、耐心地、顺从地、谦让地叩响那扇紧闭且上了栓的大门，结果却一无所获？”温和节制的结果是什么呢？在过去的30年里，限制我们自由的法律越来越多，到今天，我们已经没有任何自由了。
即使是在1949年以后，非洲人国民大会仍然坚定地避免暴力。不过，从这一年开始，非洲人国民大会改变了原来一直采用法律范围内的抗议方式。一个标志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决定，以抗议种族隔离法。
于是，我们发起了“藐视运动”。我在其中充当了志愿者的角色。这次运动共导致8500多人被捕入狱，但是在整个运动过程中，我们没有制造一起暴力事件。
1960年，我们国家发生了“沙佩维尔惨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非洲人国民大会被宣布为非法机构。我和同事们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拒绝接受这一命令。非洲人国民大会不是政府的一部分，我们没有必要接受这一法律。
我们相信《世界人权宣言》中的话：“人民的意愿是政府权威的基础。”对我们来说，接受政府的法律，就等于南非的黑人永远失去了发言权。因此，非洲人国民大会拒绝解散，并转入地下工作。
……
非洲人国民大会和共产党之间有过密切的合作，这是事实。但是，这种合作仅仅是因为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推翻白人霸权主义。
世界历史上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也许最有说服力的解释，就是英国、美国和苏联曾密切合作，打败德国。除了希特勒，恐怕谁也不会说，因为这次合作，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变成了共产主义者，或者说英国和美国正在着手建立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
建立一个民主的、自由的、平等的南非是非洲人国民大会为之奋斗的目标。我们的目标是真实的民族斗争，也是南非黑人的斗争，是南非黑人争取生存权的斗争。
在演说的结尾，曼德拉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把我的一生都献给了黑人民众的解放事业。我反对白人统治，也反对黑人统治。我珍视民主和自由社会的理想，在那样的社会里，所有的人都和睦共处，拥有相同的机会。这是我的理想，我要努力去实现它。”接下来他的声音低了下去，他总结道：“同时，如果有必要，我时刻愿意为我的理想付出生命。”
曼德拉了4个小时的时间读完了他的演讲稿，然后坐下了。法庭上出现了长达半分钟的沉默，一位曾经在场的记者回忆说：“法庭上持续30秒钟鸦雀无声。听众席上传来深深的叹息和妇女的哭泣。我们这样坐了整整一分钟，紧张气氛才消去。”
这片演说是曼德拉政治生涯中最成功的演说，它不仅奠定了曼德拉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领袖地位，还奠定了他在多种族反抗种族隔离政策运动中的领袖地位。英国陆军情报六局的约翰·尤尔说：“我感觉英国在南非黑人中间正渐渐失去地位。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曼德拉都将成为整个非洲大陆最受欢迎的人物。”
而来自海外的消息更让曼德拉兴奋。审判进行到一半，曼德拉就被选为伦敦大学学生联合会主席。约珥·约菲笑着说：“一群不认识他的人，选举他当了一个他从未接触过的机构的主席。”
联合国敦促南非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建立代议制会议国家，无条件地释放为种族歧视而斗争的政治犯；世界码头工人联合会警告说，如果判处曼德拉等人死刑，将不再卸载南非的货物；苏联的部长会议主席勃列日涅夫写信给南非总理，要求对曼德拉等人从轻发落；英国首相亚历山大·腓特烈·道格拉斯-休姆愿以私人名义写信给南非当局，要他们减轻对曼德拉等人的处罚，但休·史蒂文森建议“不要再施加任何压力”，于是道格拉斯-休姆首相只好作罢。
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说：“历史将作出判决，最终的罪人将是当权的政府。”美国《纽约时报》则说：“对全世界大多数的人来说，曼德拉等人是英雄和自由战士。他们是南非的乔治·华盛顿和本杰明·富兰克林。”
由于受到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白人当局不得不在3周之后再宣布审判结果。
1964年6月12日，曼德拉的母亲和妻子温妮来到法庭，听候宣判，她们穿着传统的非洲服装，安静地坐在听众席上。
库图斯·德维特法官清了清嗓子，缓缓地说：“在这次审判当中，我听到了许多有关南非黑人和有色人的不满的事情，也知道了这些被告都是他们的领袖。被告的律师告诉我，他们是为了减少民众的苦难才不得已走上这条道路的。我个人完全相信他们的犯罪动机，就如同他们也同样希望法庭相信他们的动机一样。但是，领导革命的人往往想推翻现有的政府而组建新的政府，在这期间，很难保证他们没有个人野心。这个法庭的功能和世界上其他国家法庭的功能一样，旨在捍卫法律的尊严，维护社会的稳定。被告犯了阴谋叛国罪，也就是高级叛国罪。但是，我们经过慎重的考虑，决定不以最高叛国罪对他们提起公诉。像这样的案子，通常是应该按照最高刑罚来判决的，但是，我决定不处极刑，这也是我唯一能够做到的从宽处罚。”
判决结果公布了，在受审的9个人种，莱昂内尔·伯恩斯坦无罪释放，纳尔逊·曼德拉、沃尔特·西苏鲁、戈万·姆贝基、丹尼斯·戈德伯格、凯特拉塔、鲍勃·赫普尔、阿迈德·卡特拉达、阿瑟·戈德里克、雷蒙德·穆拉巴8人被判终身监禁。
曼德拉等人被押上了囚车，温妮拉着两个孩子拼命地想挤到前面，见自己的丈夫最后一面。这时，有一只手忽然拉住了温妮。温妮回过头一看，居然是治安分局的警察，他大声说：“别忘了你的许可证！下午2点以前你必须返回约翰内斯堡。”气极了的温妮狠狠地踹了那家伙一脚。事后，她回忆说：“谁能想象，这一天，我的丈夫被判处终身监禁，而我还必须念念不忘许可证和它所规定的时间！”
当天晚上，曼德拉等人被押上飞机，前往开普敦，然后乘船到达罗本岛。在那里等待他们的，将是无比漫长的牢狱生涯。